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瀨川昌久跨越人類學與歷史學，促成了客家研究的典範轉移。打破純粹中原血統的迷思，指出客家與畬族在底層實踐上是高度重疊的連續體。族群邊界並非天生的血緣宿命，而是人群為了爭取政治與社會資源，所進行的彈性選擇與建構結果。此外，他主張族譜不應被視為純客觀史料，而是人群建構「歷史意識」與進行權力協商的實踐工具。

傳統客家研究受羅香林影響，將客家視為具純正中原血統的「民系」，帶有本質主義色彩。瀨川昌久透過田野調查指出，在語言方面，福建、浙江的畬族已經喪失固有語言而使用客家話。作為漢族中的山民居住在丘陵地帶的客家與作為漢化之前就是華南山地民的畬族之间必然存在很多共通點。這說明客家特徵並非單一血緣專屬，而是華南山地居民高度共享的底層文化。

既然文化高度重疊，族群邊界是如何形成的？瀨川認為，作為一個文化群體，客家可以被視為一個連續體：一端是具有強烈漢族認同的客家知識份子，另一端則是認同為非漢族少數民族的畬族居民。這意味著光譜兩端的人共享同一套生活方式，卻使用相同的文化資源建構出截然相反的認同。

這種認同的差異即是一種「選擇」。在明清帝制及近現代初期，客家菁英為爭取正統話語權，建立了強烈的漢族認同，並將他們書寫的族譜視為其起源於黃河流域的證明。1980年代後，為了獲取國家對少數民族的優惠配額，曾經為證明漢族菁英家庭在帝制中國的顯赫地位而編纂的族譜，被廣東省雷姓居民用來主張他們的少數民族身分。可見，族群認同絕非先天的生物學宿命，而是人群基於政治環境與社會資源需求所進行的彈性選擇與動態建構。

在傳統的華南歷史與社會人類學論述中，客家族群經常被描繪成一個具有獨特遷徙史與截然二分邊界的封閉群體。然瀨川昌久透過經驗研究，打破了這種靜態的族群觀。

首先，他證明了「移居」與高度的空間移動並非客家人專屬的歷史特質。他引入了自稱廣東本地人的沙田小瀝源吳氏宗族作為對照反證，從比較的觀點指出不僅是客家人，就是廣東本地人中間，也存在著同樣的移居歷史。頻繁的人口流動是整個華南漢族的歷史常態。客家的特質並非單純繼承自中原血緣，而是在複雜的地域社會互動中，為適應環境而動態形塑出來的社會建構結果。

其次，他批判受結構功能主義影響的靜態「宗族模型」。認為社會人類學原有一個特性，就是企圖把社會當作一個均衡狀態來加以把握，然而對於象中國社會這樣的複雜社會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目標。企圖尋找社會的「均衡狀態」會忽略中國東南部自古以來充滿資源競爭的歷史真相，經歷高度階層化的複雜社會絕對不能被化約為靜止的均衡體。

因此，瀨川呼籲，將歷史學的歷時性文獻分析與文化人類學的共時性田野觀察相結合，才能真正理解客家先民如何在不斷變動的歷史時間軸中，主動且動態地建構自身的宗族組織與族群邊界。

在探討華南漢族與客家研究時，傳統歷史學家多將族譜視為追溯血緣的客觀史料，並陷入考證真偽的泥淖。瀨川認為應解構此項迷思。毫無疑問，族譜並不是由第三者作出的「純客觀」事實的記錄，而顯然是由作為當事人的某一家族、宗族的某個成員親手編纂並保存下來的文獻。族譜實質上是一份充滿主觀意圖的群體文獻。其編纂動機在於，因為對於編纂者自身來說，族譜的內容也是一種與自我認同和自我誇耀直接相連的東西。這說明邊緣人群是透過編纂族譜來接軌中華文明正統，以爭取在地域社會中的社會地位，是一種主動性的身分建構。

因此，瀨川呼籲方法論上，應充分地保留對於族譜記載內容真偽程度的判定，而將其內容重新理解為帶引號的「事實」，並力圖去解明記錄了這些族譜的編纂者的意識結構，以及存在於他們背後的社會性與文化性規範，這比一味糾纏族譜的真實性要有意義得多。也就是說，我們應將族譜視為探究客家先民「歷史意識」與社會實踐的文化工具。

瀨川指出，中國宗族確實一直都是中國人的文化資源。他舉出一個似乎有些自相矛盾案例：曾經為證明漢族菁英家庭的榮耀與正統而編纂的族譜，竟被用來證明這些家庭的非漢族少數民族身分。這反映了族譜的意義完全取決於當下獲取少數民族優惠政策等權力情境。

此外，現代宗族紀念物也被納入觀光經濟中。地方政府將宗族的紀念碑和儀式視為一種文化資源，並試圖利用它們通過旅遊業促進地方發展。這提醒我們，現代客家宗族的復興已不僅是血緣尋根，更是透過重塑文化資本來與地方政府進行「權力協商」、爭取話語權的資源。

在探討華南漢族社會結構時，過去的研究多側重於宏觀的宗族組織。瀨川則將視角轉向微觀的個人生命週期。他透過對香港新界W氏族譜長達340年、超過千人的量化資料分析，解構了傳統上「同居同財」的大家族迷思。他指出，族譜看似只記錄了族人的生死、婚姻、生子數量等極為表面化和定型化的信息，其深處卻世世代代地平淡重復著屬於中國家族的對於家族成員權的確定，和對家族邊界範圍的劃定。正是這些內容，才構成了族譜的根本性質。家族並非靜態結構，而是一個充滿流動性的生命體，會隨人口動態在「基本家族」與「擴大家族」之間不斷循環。

驅動這套親屬系統持續運作的深層心理動機在於避免「無嗣」。瀨川指出族譜所嚮往的是系譜承繼的連續性。能夠證明存在系譜連續性最具體、最受重視的證據，就是對祖先祭祀的連續繼承。竭力避免出現「無嗣者」，也就是不要有失去繼承者的祖先祭祀香火，是持續記錄族譜的根本動機。

為維持這條神聖的父系連續性，客家先民發展出「過繼」與「附祭」等文化實踐。這項微觀視角也賦予了探討客家女性角色的切入點：寡婦選擇「守節」不改嫁，並非單純盲從道德教條，而是在實際的家族運作中，藉由維持自身「家長」的地位，來保全亡夫的家族單位免於提前解體，直到成功領養子嗣。這充分展現了客家女性在宗族運作中的堅韌與社會能動性。

瀨川昌久展示的「歷史人類學」方法解構了客家本質主義，使人群流動以及界線的維持成為討論族群的重要議題。他重新定義文獻價值，將『族譜』視為族群自我認知與區辨異己的創作與學習。將客家學從狹隘的血統尋根，提升至探討人類社會中「群體邊界如何維持」與「生命連續性如何希求」的理論層次。

延伸閱讀：連瑞枝（2014）。評論瀨川昌久，《客家：華南漢族的族群性及其邊界性》。全球客家研究，（3），333-342。

點我線上收聽《客座教授！安烈炫》

講客廣播電臺邀請國內3位重量級客家學者張維安、羅烈師與林本炫，共同主持客家知識含金量超高的廣播節目《客座教授！安烈炫》，將嚴肅的族群文化與客家議題，透過輕鬆對談的方式，傳遞給大家，把學術研究和民眾的距離，拉得更近一點。

您還可以透過以下平台隨選收聽：
Apple Podcast https://reurl.cc/yLy3bl
Spotify https://reurl.cc/Dj1VpN
SoundOn https://reurl.cc/Gj9o2D
KKBOX https://reurl.cc/Wx5kK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