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烈師(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
堀江俊一(1950-2018)的學術生涯展現了從傳統「漢人親屬研究」轉向現代「族群認同研究」的動態軌跡。1982年,在馬淵東一等前輩的引薦下,堀江進入新竹縣關西鎮展開長期田野調查。與同時代多數關注原住民或閩南社會的日本學者不同,堀江自碩士時期起便將目光鎖定於台灣客家,為理解台灣客家社會近四十年的變遷提供了珍貴的縱貫性資料。
親屬研究:姻族關係的結構分析
堀江早期的研究受美國人類學家孔邁隆(Myron Cohen)影響,聚焦於漢人社會中「家」的制度及其分裂過程。在其著作〈台灣漢族的「家」〉(1981)與〈台灣:大家族分開與媳婦關係〉(1984)中,他探討了漢人理想中的「擴展家庭(宗族)」與現實中以「核心家庭」為主的矛盾。
堀江對漢人社會研究的創新在於他對「姻族」地位的重視,在代表作〈「母的贈予者」與「妻的贈予者」〉(1987)中,他指出過去的宗族研究往往忽視了姻親關係。他將姻族細分為提供妻子的「與妻者」以及提供母親的「與母者」,並以此分析姻親如何在男方宗族中扮演「分裂」與「統合」的雙重角色 。
此外,他在〈台灣北部客家的位牌〉(1985)中,透過比較「一枚型」祖先牌位與「陽界/陰界」親屬關係的互動,將理念上的父系體系與現實中的社會生活連結起來 。
信仰研究:祭典紀錄的民族誌價值
進入1990年代,堀江的研究興趣延伸至民間信仰與節慶活動。在〈台灣北部的漢族豬祭〉(1995)與〈台灣北部客家的宴:中元普渡的兩個宴〉(2004)等著作中,他詳實紀錄了新竹關西與新埔一帶的義民祭典與中元普渡。
堀江對於信仰與祭典的描述多屬介紹性質,這些著作補足了1970年代末至1990年間客家信仰體系的演變紀錄。對於今日的研究者而言,這些文獻的價值更多在於其提供了具備時間跨度的第一手民族誌資料,而非理論上的創新。
客家研究:族群認同與歷史記憶的轉向
堀江學術生涯後期轉向「客家認同研究(studies of Hakka)」,在〈台灣民主化的光與翳〉(1998/1999)文中,他討論1990年代台灣本土化運動如何激發客家人的少數族群對立意識,並明確將「客家」置於政治與文化的對抗脈絡中討論。
在他後期的重要作品〈二個「日本」:以客家民系為中心的台灣人「日本」意識〉(2006)中,堀江深入分析了受過日本教育的「日語世代客家人」。這些長者自稱為「廣東人」(日本時代對客家人的稱謂)背後的歷史印記,並論述了殖民地經驗如何重塑其族群認同。
堀江俊一的研究成果不僅是單純的田野紀錄,更是台灣社會從「冷戰背景下的中國文化實驗室」轉向「追求主體性的本土社會」的學術縮影。他在親屬研究中對姻族的關注,以及對日語世代歷史記憶的挖掘,均展現了嚴謹的人類學觀察視角。雖然他在理論建構上多循前人之跡,但其在關西長達三十餘年的守望,讓他留下的資料成為後繼者理解台灣客家社會變遷不可或缺的基石。
延伸閱讀:河合洋尚、劉瑞超,2021,〈堀江俊一:走進臺灣北部客家社會的人類學家〉,收入簡美玲、河合洋尚主編《百年往返:走訪客家地區的日本學者》,頁261-282。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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