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於1963年至1965年間進入打鐵村，並於1968年至1969年間轉往臺南縣六甲鄉的閩南聚落中社村。他於1967年完成博士論文《打鐵：一個關於父系衰退與村落整合的研究》，並於1972年出版《臺灣兩個閩客村落的親屬與社區》。他與同學孔邁隆（Myron Cohen）堪稱臺灣漢人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研究的先驅。

「巴博德眼中的客家」並非建立在本質主義式的文化刻板印象之上，而是透過社會組織分析、生態人類學視角與親屬機制的運作，重新檢視當時學界對華南漢人社會的普遍認知。在巴博德的民族誌書寫中，打鐵村的客家人展現出高度的環境適應力與務實精神；他們在面對邊陲拓荒的嚴酷生存挑戰時，並未發展出人類學界所預期的強大「宗族」（lineage）組織，反而衍生出以地緣、姻親與跨宗族聯合為主體的社會網絡。這項結論挑戰並修正當時主流的「宗族範式」（Lineage Paradigm）。

巴博德客家研究的理論突破與學術貢獻，須置於1950至1970年代漢人親屬研究的學術史脈絡中來理解。在那個時期，英國社會人類學者斐利民（Maurice Freedman）所建構的「宗族範式」無疑主導了西方學界對華南社會結構的理解框架。巴博德帶著斐利民的理論假設來到臺灣南部進行實地調查時，卻在屏東打鐵村的客家社會中看到了截然不同的社會圖景。

打鐵村的環境條件幾乎完全符合了斐利民所定義的「宗族溫床」：它位於傳統中國的邊陲地帶、擁有豐沛的水資源、從事高產值的水田稻作栽培，且歷史上曾面臨激烈的分類械鬥與治安問題。若依據斐利民的理論預測，打鐵村理應發展出強大的客家單姓宗族；但巴博德卻發現，打鐵村的客家人並沒有將其累積的農業剩餘財富以及興建水利的獲益，投資於發展地域化的父系組織，村落中也未出現宏偉的宗祠或強而有力的單姓地方仕紳望族。打鐵客庄的材料，因而構成對斐利民理論的重要反例。

巴博德眼中的客家社會，是一個深刻嵌合於自然生態與經濟生產條件之中的社會實體。打鐵村的社會組織型態，正是客家族群在特定地理與水文條件下，所形成的務實回應。打鐵村受惠於自然條件與早期開發的陂圳系統（如書中提及的蒲尾圳系統的輪灌模式），灌溉資源相對穩定且容易取得，並不需要依賴單一強大宗族的威權統治來進行強制性仲裁或分配。

巴博德細緻地觀察到，打鐵村的水利合作與勞力交換（例如插秧、收割時的換工傳統）主要是建立在「鄰里」與「姻親」的網絡上，而非侷限於同宗兄弟之間。這種基於土地空間分布的互助模式，被巴博德視為非親屬間合作的典範，它顯著強化了村落的地緣整合，同時淡化了父系血緣的排他性。打鐵村早期的嘗會，往往具有跨姓氏與地緣結合的特質。巴博德在田野調查中發現，為了彌補小規模核心家庭在勞力與資本上的不足，村民積極參與由非同宗成員組成的穀會或資金互助會。

從資料可知，1935年至1964年間，單一宗族性質的嘗會與其所持有的地產比例在打鐵村呈現明顯下降趨勢，取而代之的是基於地緣或特定經濟目的底結社。這種將資源分散投資於多元社會網絡的策略，使得打鐵村的財富分布相對平均，未出現由少數地主或單一姓氏長期壟斷土地資源的極端階層化現象，也進一步鞏固了村落內部的平權氛圍與整合性。

巴博德眼中的打鐵村客家人，將「姻親」視為日常勞動、政治結盟與社會互助的核心支柱。其擇偶方式呈現「同村偏好」，這不僅維持了財富與勞動力在村落內部的循環，也透過層層交疊的婚姻紐帶，將原本各自獨立的父系小家族緊密地編織成一個休戚與共的社區共同體。在面對農忙時節的勞力需求或地方選舉的政治動員時，姻親的支援力量往往超越了同宗兄弟，成為最可靠的社會資本。

為了解決勞動力短缺與延續香火的問題，打鐵村也展現了有別於正統宗族理念的繼嗣策略。打鐵村的養子來源有相當高的比例屬於「非父系親屬」，甚至是毫無血緣關係的異姓孩童24。同時，招贅婚在打鐵村也是一種被廣泛接受且頻繁操作的制度；它不僅是為了傳宗接代的無奈之舉，更是女方家庭獲取男性勞動力、擴張農業生產規模的務實手段。這種對血統純粹性的相對寬容，再次印證了巴博德的「宗族萎縮」論點。

巴博德詳細記錄了打鐵村的婚喪喜慶，發現這些儀式活動的主導力量並非單一宗族，而是地緣網絡與村落公廟，反映出客家社會的整合機制。在婚禮方面，巴博德觀察到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現象：在打鐵村，新郎在結婚前夕或當日，不僅要祭拜自己的父系祖先，還需祭拜祖母與母親的祖先（即母系與姻親的祖先）；這在高度強調父權的傳統社會中極為罕見。此外，打鐵村的婚宴與相關事務的籌辦，多由鄰居與非宗族的親戚共同協辦，展現了強烈的社區參與感。在信仰空間方面，巴博德也注意到，打鐵村的群體祭拜通常在村落的公廟中舉行，這種公共空間的運用強化了村落認同。

在喪葬儀式方面，打鐵村存在一種由非同宗成員組成的互助組織——「父母會」。當村內有人過世，特別是在極度需要人力的農忙時節，父母會的成員會主動放下手邊工作，協助喪家處理後事、抬棺與辦理繁複的喪葬儀式。這種超越血緣的互助機制，是邊陲社會中防禦與互助精神在生命儀禮中的具體延伸。村落層級的信仰中心，尤其是主祀媽祖的天后宮，則是打鐵村社區凝聚力的重要象徵。天后宮作為村落的整合中心，有助於調和不同姓氏與家族之間的潛在裂痕，這與某些閩南村落由特定大宗族把持廟宇管理權、甚至以此區分社會階層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

為了驗證打鐵村的特殊性及其文化調節的見解，巴博德於1968年轉赴臺南的閩南聚落「中社村」進行比較研究。透過著重控制變項的比較人類學方法（comparative anthropology），巴博德清晰地勾勒出影響臺灣漢人村落社會組織差異的關鍵變數。他首先排除了單純的族群本位解釋，亦即認為客家人或閩南人天生如此的本質論解釋，或「都市化程度」等簡化解釋，轉而強調歷史進程、生態條件與國家政治經濟學的交織影響。

巴博德的研究發表後，在國際漢學界與臺灣本土人類學界引發廣泛的學術對話與理論回響。他的研究不僅挑戰了斐利民的巨型宗族理論，更為後來探討臺灣漢人社會發展的學者提供新的分析路徑。在巴博德之後，多位致力於臺灣本土研究的學者以更豐富的民族誌材料補充並修正了這一理論體系。例如，人類學者莊英章在1970年代對臺灣中部（如竹山地區）與北部閩客村落的比較研究中，進一步證實了臺灣早期開發時為了防禦需要，宗族組織確實會讓步給以「唐山祖」或同鄉認同為基礎的「超宗族組織」。

2021年，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由黃宣衛研究員主編）攜手合作，將這部學術經典完整翻譯為繁體中文，並附上田野重訪紀錄出版。巴博德當年指導的博士生、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的胡台麗，得知巴博德手中握有1960年代的田野影像後，積極爭取授權，將這些珍貴的8釐米影片及盤式錄音帶轉錄為數位格式，納入「臺灣閩南與客家村計畫」中典藏。在訪談中，巴博德深情回憶道，打鐵村是他學術生涯的起點；從一個完全陌生的外國人，到與村內250多戶人家建立深厚友誼，村民也成為他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導師。他將在打鐵村進行田野調查的時光，視為「一生中最充實、最有意義的日子」。

延伸閱讀

陳東昇（2021）。〈評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臺灣兩個閩客村落的親屬與社區：新附作者訪談及田野地現況》和一些研究反思〉。《臺灣風物》，71(2)，195–203。
黃宣衛（主編）（2021）。《臺灣兩個閩客村落的親屬與社區：新附作者訪談及田野地現況》（Burton Pasternak原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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