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缺點是「好為人師」。

1945年6月30日下午,紐約市八家主要報紙的派報員集體罷工。這個狀態持續了十七天,讓大多數紐約讀者無法取得慣常閱讀的報紙。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社會研究局的傳播學者柏瑞爾森(Bernard Berelson)把握這個機會,對習慣讀報的市民進行深度訪談。他問的是:你究竟失去了什麼?

受訪者說自己感到「慌張」、「憂鬱」、「與世界失去連結」,有人說自己「像魚離了水」、「好像坐了牢」。柏瑞爾森的研究發現,人們對報紙的依賴,遠超出獲取資訊的層次:報紙提供詮釋框架、充當日常工具、帶來消遣,也讓讀者感受到對某個「想像中的公眾」的歸屬。

五十年後,傳播學者班特利(Clyde Bentley)在奧勒岡州重現柏瑞爾森的研究,訪談因派送失誤而當天沒收到報紙的訂戶。他發現這些鄉村讀者對報紙的依戀與紐約市民高度相似,卻有一個關鍵差異:紐約讀者說他們想要「掌握公共事務」,奧勒岡讀者說的是「了解鄰里動態」。班特利在一九九八年的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報紙真正無可取代的功能是社會整合,也就是讓讀者知道自己屬於某個共同體。

把班特利的發現帶到台灣的客家媒體脈絡,會看到更複雜的一層結構。

對客家族群而言,客家電視台和講客廣播電台所提供的在地性,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在地,而是以語言為界定的在地。收看客語節目、收聽客語廣播,對觀眾而言,確認的不只是「我住在某個地方」,而是「我屬於某個仍在使用這個語言的共同體」。對那些日常生活中已幾乎不使用客語的年輕世代,這種確認尤為重要:客家媒體的存在本身,就是在持續宣示這個共同體沒有消失。

現在面臨的問題是,這個共同體的基礎一開始就比主流媒體脆弱得多。根據客家委員會的調查,能夠流利使用客語的人口比例持續下降,在都市地區尤為明顯。

數位平台對這個脆弱結構的衝擊,也值得被正視。演算法的個人化邏輯,使得即便有人想接觸客語內容,也很難在主流平台的推薦機制中被穩定地引導過去。傳播學者普爾(Thomas Poell)等人研究媒體平台化的過程時指出,平台重組了媒體的基礎設施與內容分發邏輯,卻沒有提供替代機制來承擔媒體原有的社群整合功能。流量優先序以多數語言的用戶規模為基準設計,少數語言的內容在結構上就處於劣勢。

生成式AI的普及,又使當下的問題更為複雜。當使用者習慣直接向AI提問獲取摘要,客家電視台或講客廣播在日常使用習慣中的存在感,會被進一步稀釋。AI給出的回答流暢、即時,但它沒有辦法提供的,是一個以客語為介面的共同接收空間,讓你確認自己歸屬於客家族群的共同體。AI摘要沒有這個功能,它無法給你客家新聞,也無法提供客家觀點。客家新聞與客家觀點的持續存在與發展,在AI時代也就變得更加重要。

講客廣播電台的行動廣播車-講客號,在雲林古坑荷苞山現場錄製節目。廖文琪攝

講客廣播電台的行動廣播車-講客號,在雲林古坑荷苞山現場錄製節目。廖文琪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