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缺點是「好為人師」。
上週,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發生一起持刀傷人案。一名男子遭刺傷。警方逮捕並起訴一名蘇丹籍男子,罪名為企圖謀殺。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但接下來的四天,這座城市沒有等待司法審判。
部分反移民的社群帳號迅速動員,把嫌犯的族裔身份擴大為整個移民群體的問題,把單一刑事案件無限上綱地變成「政府失能」與「外來威脅」的象徵。隨後,蒙面人士走上街頭,縱火燒車、攻擊商店,部分少數族裔居民被依膚色辨識與恐嚇,甚至被迫離開住所。英國政府官員的描述直指事實:部分居民是被暴徒「依膚色挑選」而遭受威脅。
從一起持刀傷人案到針對少數移民施暴的種族騷亂,中間有一套可辨識的操作邏輯。
第一步是身份標籤化。嫌犯的族裔與移民身份被反覆強調、放大,個人的犯罪行為被擴大渲染成某個群體的集體罪行。在這個過程中,「一個蘇丹籍男子犯罪」被悄悄置換為「移民帶來危險」。兩者在邏輯上毫無關係,但在情緒動員上卻可以無縫接軌。
第二步是情緒放大。現場影片在社群媒體上流傳,激起恐慌與報復衝動。有學者在分析錯誤訊息生態時曾指出,訊息的「情感效價」往往比其準確性更決定傳播速度。在貝爾法斯特事件中,憤怒與恐懼的組合,正好具備最高的擴散效率。
第三步則是將個案嵌入既有的敘事框架。北愛爾蘭本有其複雜的政治裂痕,加上住房緊張、移民政策爭議與資源競奪的積累,這個背景讓反移民敘事有現成的土壤可以生長。
學界在研究政治極化時有個常見的發現:威脅感知(threat perception)對族群態度的影響,遠比客觀資訊更為強烈。貝爾法斯特的案例,提供了一個極為清晰的例證:當威脅感知被刻意放大並與特定族群連結,暴力動員的門檻就會大幅降低。
所幸,在充滿敵意的種族騷亂持續數日之後,有多達數千名市民在貝爾法斯特市政廳前集會,以「共同反對仇恨」(Together Against Hate)為口號,以行動拒絕種族歧視與敵意。這場集會的標語包括「真正威脅街道的是仇恨」與「暴動不能代表貝爾法斯特」。國際特赦組織北愛辦公室亦發表聲明,指出騷亂畫面並不代表多數貝爾法斯特居民的真實態度。
這場集會所傳達的立場,有其結構上的重要性。參與者並非否認刑事案件的嚴重性,也未試圖為嫌犯辯護。他們所拒絕的,是從個案到集體歸責的那個邏輯跳躍,也就是不應「由整個族群承擔一個人的罪責」。
在族群衝突研究中,公民社會能否在仇恨動員初期就清楚表態,往往影響後續事態的走向。多元主義的公共論述若長期缺席,威權民粹的敘事也就更容易填補空缺。貝爾法斯特的反制集會,至少在時間上做到了「不缺席」。
貝爾法斯特市政廳前選擇站出來為外來移民權益發聲的市民,值得受到尊敬,因為公民社會的發聲與行動攸關族群平權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