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I

末成道男（Michio Suenari）具備文化人類學、生物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跨領域訓練。求學時受石田英一郎啟蒙，並師從人類學名家中根千枝。碩士階段在日本岩手縣農村進行的「同族」田野調查，成為他日後探討東亞社會結構的核心參照點。奠基於此一本土經驗，他成功提煉出能研究漢人與原住民社會組織變遷的方法論，為後續深入臺灣苗栗客庄進行長期實證研究，奠定了學術基礎。

II

二戰後，日本的東亞人類學發展受制於政治局勢與地理封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中共政權的建立，阻礙了在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直到1980年代」。基於此現實與當時對小規模社會的研究偏好，戰後初期的日本學者，包含早期的末成道男，最初皆以臺灣原住民族為主要研究對象。

然而，末成道男後來轉向更複雜的漢人社會。他回憶到：「每次去臺灣，透過飛機或列車的窗子，眺望臺灣特有的景點之一，整齊排列的紅色磚牆內的紅磚房屋的時候，都會引起我，對住在那裡的人群生活和社會文化的強烈興趣」。到了1980年代，他深入臺灣苗栗等客家村落，進行超過一年以上的實質田野調查，甚至使用當地方言，進行客家研究。

隨著1980年代中國的門戶開放，日本的中國研究旨趣有所改變，末成道男曾親赴廣東梅縣等客家原鄉調查，並創立「仙人會」（Sen’nin no kai）提攜後進，將戰後日本東亞民族研究的軌跡，從臺灣原住民、漢人與客家，完整延伸回華南（South China）地域。

III

末成道男的客家研究，並非一開始就預設好的藍圖，而是源於他早期在臺灣原住民族田野調查時的地緣接觸。他曾回憶這段空間與心理的轉向：「先前調查的原住民部落附近住著一些客家人，因為當時有感到很親近的地方」。在田野基地的選擇上，他以苗栗縣西湖鄉的五湖村為對象。該村人口1775人，318戶。同姓聚落較多。他們祖先大部分18世紀從廣東縣客家地帶來的。當地平原與丘陵交錯的地理環境，更直接反映了其聚落型態與民間信仰組織。

透過長時間的觀察，末成道男觀察到現代化與經濟轉型對客庄基層社會的劇烈衝擊：「台灣經濟高度發展以後，這個牧歌式的農山村已轉變成為年輕工人的生活基地……在田野通常可以看到中高年人，而很少看到年輕男女」。這種人口外流與城鄉通勤的社會現實，使他意識到傳統的靜態地理邊界已無法完全框限村民的活動。這成為他日後分析客家信仰從固定的「地域共同體」，轉向具備高度流動性與彈性之「信者圈」（Sphere of worshippers）的重要社會基礎。

在具體的觀察議題上，他集中於民間信仰實踐與宗族網絡。雖然寺廟被視為「聚落群體的象徵」並具備「凝聚社群的效能」，但他發現漢人社會的人際網絡實則充滿了彈性。他總結漢人的特點是「視狀況彈性，選擇操作人脈，建構自己所需網絡」。即使是看似堅不可摧的父系血緣，對村民而言也「只不過是自己所選擇操作的關係之一而已」。這項看法打破了將宗族視為僵固實體的盲點，證明社會紐帶只有在特定條件（如祭典或建醮）下才會被活化，平時則回歸單純的備用網絡。

末成道男的研究成果，奠基於其反覆且長年的田野追蹤。他對五湖村的調查涵蓋多個時段：1984/8~9, 1984/12, 1985/3~1986/3, 1986/12, 1988/12, 1989/8。橫跨七年、包含長達一年駐點的密集重返。對客庄的關懷也激發了他前往中國大陸考察的動機：1988 年他著手在中國本土的研究，因為很想看看五湖客家人的故鄉樣貌。這使得其田野實踐得以超越單一村落的限制，進而建立跨越臺灣客庄與華南地域社會的比較視野。

IV

末成道男的方法論核心是「經驗主義」，他將田野視為理論生成的唯一基石。他認為人類學家在田野中的身體實踐與感官體驗，是學術知識的出發點：透過自己身體獲得的經驗所產生的理解，不僅會影響到民族誌的敘寫方式，也會大大影響到對民族誌的閱讀方法。他的民族誌因此充滿了實地參與的「經驗性理解」。

其次，他拒絕將西方社會科學預設的框架強加於東亞社會，強調由下而上與田野資料對話，建構符合實際情況的模式。他追求從資料中衍生概念，並將透過細緻觀察所獲得的具體事實，置於更廣泛的脈絡中分析。他教導學生在田野中保持安靜且不引人注目的存在，提醒要避免短期訪談研究中容易出現的武斷傾向。

V

末成道男在漢人社會與客家民間信仰的研究中，提出了解構傳統西方人類學的理論，將研究視角從靜態組織成功轉向動態的人際網絡。

在「非群體論」與「一時性的集合體」方面，他反對將參與民間信仰的人群視為具備固定邊界的絕對實體，並主張「群體」只是因時、因地所形成的「一時性的集合體」。這有別於西方強調固定成員權的「團體」，而是將人群的「離散」視為常態。漢人民間信仰的群聚，本質上是個體為了祈福等世俗需求而產生的自發參與，祭典結束後便會解散，缺乏絕對的凝聚力。他認為血緣或地緣等社會紐帶在平時只是潛伏的關係資產，只有在特定條件（如祭典）出現時，才會被「活化」並將分散的個體牽連成集合體。

在祭祀圈理論的動態更新方面，傳統的「祭祀圈」概念過度將「地域範圍」與「共同主神」進行絕對的空間綁定，預設了一套封閉且靜態的「硬模式」。末成道男認為無法解釋田野中跨越村界參拜與信徒的高度流動性。他將祭祀圈轉化為一種動態的社會機制，指出在理想秩序與現實實踐之間，存在著交界模糊的彈性。此外，祭祀圈不僅提供地方社會的基礎秩序，更展現了強大的資源整合功能；例如跨村落的媽祖會或大型建醮，能基於實際的農耕利益或宗族動員需求來彈性調動社會資源，這類連結具有高度的情境性與臨時性。

VI

末成道男的研究揭示客庄信仰實踐具備高度靈活性。漢人常「視狀況彈性，選擇操作人脈」，宗教參與多為跨越村落、因時而聚的「一時性的集合體」。同時，宗族網絡與地方權力緊密交織，修譜與聯姻皆為提升世俗地位的工具，而大型祭典（如建醮）更是各宗族動員資源與誇耀實力的政治舞台。然而，即使是最永恆的父系血緣，對漢人而言，本質上仍是個人為謀求生存所彈性選擇與操作的關係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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