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莉惠
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助理教授、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理事長,長期參與客家公共事務,新竹關西客家人
幾年前,我暫時離開熟悉的大學校園與研究室,走入地方市議員選舉現場。那段時間,我從講台走到路口、市場拜票,從研討會走進社區活動與廟宇祭祀現場。每天天還沒亮就去送遊覽車,接著站路口、跑宮廟與里民活動;中午餐會過後,下午緊接著拜訪地方頭人、掃市場,晚上又是連串的餐會拜票。在行程的短暫空檔裡,還要抓緊時間研擬政見、拍攝短影片,並在臉書等社群平台上發文與回覆等……。最後,我得到一萬七千多票。
開票時,不少支持者含著眼淚為我傷心,當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幕僚預先有準備生日蛋糕要幫我慶生,我怕我哭的話會讓更多支持者也跟著哭,因此我狀似平靜面帶微笑地跟大家鞠躬說:「是我努力不夠,很抱歉,謝謝大家的支持,我們雖敗猶榮……。」得票數字,對外界而言或許只是一次選舉結果,但對我而言,其實是一段深刻的制度體驗,也是一堂無法從書本裡學到的民主課。
當一位長期研究性別、族群與治理議題的客家學者,真正走進權力場域時,理論與現實會在眼前交會,也會彼此修正。
政治場域中的女性框架
決定參選時,我沒有刻意淡化自己的客家背景,相反地,我很清楚地告訴大家,我是一位客家女性,我以這樣的身分走入政治。這樣的表述,不只是競選語言,更是一種自我承認,因為我始終相信,人終究無法離開自己的生命經驗。我的成長背景、我的客家身份、我的女性經驗,以及我長年從事的性別研究與公共事務參與,都是我理解社會的重要起點。
然而,在地方政治場域裡,女性參與雖然早已有許多前輩努力開路,但仍常被視為需要額外解釋的選擇。拜訪基層時,我常被問一句話:「妳怎麼會想出來選?」這句話聽起來很溫和,甚至帶著善意,但我後來慢慢發現,它背後其實隱含著某種社會預設。
男性從政,往往被視為人生發展的自然延伸;女性從政,卻常常需要先交代理由。例如被關心:為什麼要選?家裡支持嗎?孩子怎麼辦?先生同意嗎?這些問題很少出現在男性候選人身上,卻經常出現在女性身上。這並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長期政治文化慣習下形成的日常語言。甚至選後,遇到比較熟的男性支持者前輩開玩笑跟我說:「妳不喝酒、不跳舞、不唱歌,就輸人了啦!」當下聽了,的確有一點不舒服,但後來想想,這句話某種程度也反映了部分選民對女性政治人物的想像。

對我來說,標舉客家認同,也是一種政治位置。競選期間,我常刻意凸顯自己的客家身分,也談我對客家政策的想像。曾有支持者和競選團隊幕僚善意提醒我,過度強調客家身分,會不會對選情造成影響?但我始終覺得,如果連我自己都不願意說客家,那麼又有誰會來說?
為客家女性打開決策缺口
客家族群在地方政治中並非沒有代表,但客家女性的聲音,相對稀少。因此,當我以客家女性的身分參選時,我期待的不只是讓更多人看見我,而是希望讓更多人看見客家女性也可以站在公共決策的位置上。某種程度上,那也是我對自己族群認同的一種回應。
我成長於客庄,也長期觀察客家女性的生命經驗。在客庄成長的女性,多半習慣承擔家庭與社區中的各種責任,她們在家庭裡張羅大小事,在社區裡協助活動推動,在節慶與祭典中維繫秩序,也在長輩與孩子之間默默承擔照顧工作。很多時候,她們並不站在舞台中央,卻支撐著整個社區的運作。然而,當談到預算分配、公共建設、政策方向與土地規劃時,決策核心卻不一定有她們的位置。我希望打開的,其實正是這樣的缺口。
參選那段時間,我其實常常問自己:客家女性從政,對客家族群究竟意味著什麼?後來我愈來愈覺得,那不只是一次性別突破,更是一種族群形象的更新。如果客家族群只被想像成勤勞、節儉與吃苦耐勞,那是一種值得珍惜的歷史榮耀;但如果客家女性能夠站在議會裡討論公共政策、審查預算、參與地方治理與建設,那則是一種屬於當代的治理能力。我也相信,當更多客家女性進入政治場域之後,許多政策討論的角度自然會有所不同。女性在家庭、照顧長輩、養育孩子或參與社區事務時所累積的經驗,往往會讓政策看見更多過去容易被忽略的細節。
回頭來看,那一萬七千票的重量其實很重,它讓我看見支持,也讓我看見現實。支持來自不同世代、不同背景、不同族群的選民。有年輕人告訴我,他們期待看見不同的政治樣貌;也有許多長輩鼓勵我,認為女性參政本來就是時代發展的方向。但同時,我也看見地方政治運作的慣性:資源、人脈、地方組織以及長期布局,仍然深刻影響著選舉結果。
選票背後的現實與轉折
女性如果缺乏既有結構支持,往往需要投入更多時間、更多情緒成本,甚至更多自我證明。因為選舉比的是選票,要有選票的前提是,要讓很多人認識妳,接著認同妳,到最後願意把神聖的這一張選票投出給妳,每一個階段其實都非常不容易,這是一種經歷現實選戰洗禮後的理解。
選後,親戚好友還擔心我傷心不太敢跟我提選舉;但實際是,選完,高齡的父親身體開始出現狀況需要密集性的就醫,因此除了回學校專任外,長達半年空餘時間皆在醫院陪伴爸爸,直到把爸爸好好送回天家。後來回頭看,那段陪伴父親的日子,反而成了我人生中極其珍貴的一段時光,也讓我慢慢明白,有些事情或許沒有按照自己的期待發生,但生命仍然會帶著我們前進,並在過程中得到寶貴的經驗與學習。或許這就是生命奇妙之處,很多事情在當下看來像是遺憾,但多年後再回頭看,才發現它其實帶來了另一種重要的成全。
回到學校之後,我常在課堂上與學生分享這段經驗,不是鼓勵她們一定要從政,而是希望她們理解,政治其實並不遙遠,它存在於我們每天關心的教育、交通、托育、文化與環境之中。對客家女孩而言,如果有一天,她們看見客家女性在議會裡自然發言,在公共政策討論中穩定站立,那將是一種安靜卻深刻的影響。她們會知道,族群身份不是限制,女性身份也不是負擔。
現在回想,那一萬七千票,對我而言,不只是支持或勝負的象徵。它提醒我,改變從來不是戲劇性的翻轉,而是一點一滴擴大的空間。只要有人願意站上去,只要社會願意讓她們留下來,結構便會慢慢鬆動。我始終相信,族群的榮耀不只來自歷史記憶,更來自當代的治理能力。
讓族群認同成為公共自信
當客家女性能自然地出現在議會,在政策討論中穩定發聲,而不再被問「為什麼是妳」;當客家女孩長大後,也不再覺得政治是屬於別人的世界,那或許才是一個更成熟社會的模樣。到了那個時候,客家認同將不只是文化標誌,而是一種自信,一種相信自己能參與公共決策、能影響地方未來,也能與世界對話的自信。
或許,一萬七千票不足以改變整個政治版圖,但它至少證明了一件事:客家女性走入政治,並非偶然,而是一種正在發生的轉型。未來的地方治理需要這樣的轉型,未來的客家文化,也值得這樣的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