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缺點是「好為人師」。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TFAI)近日宣布,經數位修復的1989年經典電影《魯冰花》入選第79屆坎城影展「經典單元」(Cannes Classics),成為本屆唯一正式入選的台灣電影。消息傳出,許多人想起的是那首主題曲的旋律,想起古阿明在茶園裡奔跑的身影,想起自己第一次看這部電影時的眼淚。
這些記憶都是真實的。但有一件事,長期以來被這些記憶所遮蔽:古阿明從頭到尾說的,是標準華語。
《魯冰花》改編自鍾肇政的同名小說。鍾肇政出生於桃園龍潭,是典型的客家聚落。小說以龍潭大北坑一帶的地景為原型,包括茶園、山坡、農村的派系政治與階級壓迫,都是客家農村的具體日常。鍾肇政本人對客家身份有高度自覺,1988年台灣爆發「還我母語運動」,他也積極參與其中。
就在那場運動的隔年,改編自他小說的電影上映了,對白幾乎清一色是華語。這當然不是偶然。1987年解嚴,但廣播電視的「方言」使用管制在當時仍以行政慣性延續。更關鍵的是市場邏輯:一部要在全台院線上映的商業電影,選擇華語幾乎是整個產業在政策壓力長期形塑下形成的結構性預設。
一群住在客家茶庄的農民與孩子,用流利的標準華語彼此交談,這部電影就這樣進入了台灣人的集體記憶,被稱為「國民電影」,而它所依據的客家文學文本,在這個過程中被有效地「去族裔化」了。
三十五年後,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TFAI)宣布計畫製作客語發音版,配音的目的是「還原小說應有的語境」。
從文化政策的角度來看,客語版《魯冰花》的製作有其象徵意義。也值得讓五門正視:台灣目前的客語環境以客家電視台與講客廣播電台為核心,但它們在長期面臨資源不足的困境。在這個結構性困境尚未獲得根本改善的情況下,一部電影的客語配音版,其語言復振效果必然有限。
然而,限制並不代表無意義。《魯冰花》客語版的真正價值,或許在於它將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公開化:台灣的「國民記憶」,究竟是在哪一種語言的條件下被建構出來的?一部客家文學改編的電影,為何會以不含任何客語的形式成為全台共同記憶?
坎城「經典單元」向來關注電影史的重新詮釋與再定位。本屆經典單元總監在入選理由中提及「重新向世人介紹台灣電影、發掘新的電影大師」,這個措辭透露的是國際影壇對台灣電影史仍有大量未被開掘的空間。
毫無疑問,1989年的華語版《魯冰花》讓更多台灣人看見古阿明。但當我們在2025年說這部電影是「台灣人共同記憶」的時候,或許也該問:共同記憶是用什麼語言說的,又是在什麼條件下,讓某些語言從那段記憶裡消失的。
客語版《魯冰花》如果能讓更多觀眾帶著這個問題走進電影院,那它所開啟的,是一次遲來但必要的公共對話,關於語言、記憶,以及台灣社會願意如何對待那些曾經被消音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