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鑫／一個紅包，一生風骨──追憶詩人杜潘芳格

文／楊國鑫

長年深耕台灣客家研究，專注客家歌謠與客家議題，現任教於新竹縣內思高工

夏令營的一個紅包

1991年暑假，第二屆客家夏令營在新埔義民廟舉行。我擔任副總幹事，營主任是鍾肇政，總幹事為陳板。我也帶領內思高工十多位學生投入服務，從整理學員住宿、布置場地，到將旗幟插滿義民廟廣場。

就在活動接近尾聲時，我第一次見到杜潘芳格（1927－2016）女士。她獨自從中壢搭乘新竹客運前來探班，除了鼓勵大家，更親手塞了一個紅包給我，希望支持年輕人繼續投入客家工作。

當時的我只是義務協助活動，從未想過任何報酬。那個紅包，不只是金錢，而是一位前輩對後輩的信任與期許。我欣然收下，也默默告訴自己：不能辜負這份鼓勵，未來一定要繼續努力走下去。

楊國鑫／1987年那場「客家人在台灣的政治角色及定位」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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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鑫／客語專業廣播電台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記1987年爭取客語電台的一場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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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的憂思

幾個月後，我們又在新竹的一場客家研討會相遇。散會後，我送她到車站搭車返回中壢。等車時，她感嘆地說，台灣人要真正出頭天，恐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我只能回應她：「我們一起努力。」

認識她之後，她送我一本詩集，其中最令我震撼的是〈平安戲〉與〈中元節〉這兩首詩。

〈平安戲〉寫的並非廟會戲曲，而是台灣人的集體處境。詩中一再出現「平安人」，看似平安，實則是習於順從、忍耐，甚至默許被統治的人民。最沉重的一句：「該係汝兜儕肯佢做介呵！」更像一記警鐘──有些困境，不只是外力造成，也是我們自己默許的結果。

另一首〈中元節〉，更以祭典中的大豬公為象徵，寫下那隻嘴裡含著「甘願」的大豬公。她提醒我們，讓「甘願」存在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如果一個民族甘於沉默、甘於屈服，自由終將離我們愈來愈遠。

杜潘芳格的詩，不只是文學創作，更是知識分子的良知與時代的吶喊。

一位始終關心台灣的人

1990年，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立後，陸續舉辦多場下鄉演講。我負責新埔場，在新埔國小大禮堂舉行，與會者包括鍾肇政、梁榮茂、羅能平、盧孝治、杜潘芳格、黃卓權、林柏燕等人。

杜潘芳格告訴大家，她是新埔人，而新埔國小正是她曾任教的地方。活動結束後，她又悄悄塞了一個紅包給我，希望作為活動經費。我望著這位從中壢遠道而來的長者，除了感謝，也提醒她回程路上多加小心。

後來，我在中央大學攻讀博士時，有一天在校園裡巧遇她與家人來散步。我上前寒暄幾句，便趕去上課。那一次，成了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杜潘芳格留給我的，不只是兩個紅包，也不只是幾次短暫的相遇，而是一位詩人對台灣、對自由、對土地始終不曾熄滅的信念。她以詩書寫時代，以文字喚醒人心，更以行動鼓勵年輕世代承擔責任。她的身影雖已遠去，但那份溫柔而堅定的風骨，仍將長久留存在台灣文學與民主發展的歷史之中。

對你來說，開口講客家話最大的挑戰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