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博德眼中的客家：宗族萎縮的打鐵村｜

【簡介】

本集探討人類學家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在臺灣南部的客家村落研究之發現。他深入屏東客家打鐵村提出「父系衰退」或稱「宗族萎縮」的觀點，正面挑戰斐利民的宗族理論。研究指出，打鐵村在開墾初期的生存與水利需求下，並未發展出強大宗族，反而建立以「同鄉」與「地緣」為基礎的聯合防衛體系，並廣泛仰賴鄰里與姻親關係的合作。這項發現打破了人類學界過往將傳統漢人社會等同於「父系宗族」的單一想像，深刻展現了客家社會因地制宜的靈活韌性

 【節目日誌】

1’00’’ 巴博德為哥倫比亞大學 1967 年博士。因無法進入中國大陸進行實地民族誌調查，而選擇臺灣。

5’40’’ 1963年至1965年間選擇屏東縣新埤鄉的客家聚落——打鐵村為田野，發表Tatieh: A Study of Agnatic Atrophy and Village Integration。1968年至1969年轉往臺南縣六甲鄉的閩南聚落中社村（今中社里）。進行閩客研究，發表Kinship and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 Villages.

8’40’’ 在比較研究思考下，以台灣為田野和斐利民（Maurice Freedman） 的《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進行對話。用打鐵村和中社村進行比較分析。

10’0’’ 斐利民認為邊陲地區的拓荒者在遠離帝國中央行政權力的情況下，為了抵抗盜匪、原住民或其他敵對族群的威脅，同時為了籌措開墾荒地與興修水利的龐大資本，必須仰賴父系血緣紐帶進行高度集結。而促成了強大宗族的興起與宗祠的建立，形成一種以血緣為邊界的利益共同體。

17’40’’ 巴博德發現打鐵村的客觀環境條件幾乎完美契合了斐利民所定義的「宗族溫床」，但卻出現迥異的現象：打鐵村的客家人並沒有將其累積的農業剩餘財富以及興建水利的獲益，投資於發展地域化的父系世系群，村落中也未出現宏偉的宗祠或強而有力的單姓地方仕紳望族。

20’40’’ 針對打鐵村，提出「父系衰退」或稱「宗族萎縮」（Agnatic Atrophy）的主張。

22’00’’ 巴伯德認為打鐵村在初期實際上會「抑制」單一宗族的發展，他們跨越狹隘的父系血緣界線，尋求更廣泛的合作網絡，建立以「同鄉」與「地緣」為基礎的聯合防衛體系。打鐵村的水利合作與勞力交換（例如插秧、收割時的換工傳統）主要是建立在「鄰里」與「姻親」的網絡上，而非侷限於同宗兄弟之間。早期的嘗會往往具有跨姓氏、地緣結合的特質。村民積極參與由非同宗成員組成的穀會或資金互助會。

26’00’’ 打鐵村的養子來源有極高比例屬於「非父系親屬」，甚至是毫無血緣關係的異姓孩童24。同時，招贅婚在打鐵村也是一種被廣泛接受且頻繁操作的制度；這種對血統純粹性的相對寬容，也印證了巴博德的「宗族萎縮」論點：在客家農民的生存哲學中，維持家戶的經濟繁榮與勞力充沛，遠比固守抽象的父系血緣教條來得重要。

28’30’’在打鐵村，新郎在結婚前夕或當日，不僅要祭拜自己的父系祖先，還需祭拜祖母與母親的祖先（即母系與姻親的祖先）。凸顯了客家社會對女方家族與姻親關係的實質尊崇。

30’00’’ 儀式生活與社區整合具有跨血緣的信仰共同體特質，在喪葬儀式方面，打鐵村存在一種由非同宗成員組成的互助組織——「父母會」。打鐵村的群體祭拜通常在村落的公廟中（非姓氏宗祠）舉行，這種公共空間的運用強化了村落認同。

36’50’’ 打鐵客庄與中社閩庄比較分析「臺灣漢人村落社會組織差異」。比較的維度包括：地理環境與水文、宗族結構與勢力、財富分配與社會階層、通婚偏好與姻親角色、水利協作與勞力組織、社區整合與公共參與、儀式活動的空間與性質，兩村有顯著差異。

40’00’’ 中社村單一姓氏（賴姓）佔據絕對支配地位，父系繼嗣群（descent groups）組織龐大且嚴密，整體觀察之，比較接近斐利民關於華南的觀察。巴博德強調歷史進程、生態條件與國家政治經濟學的交織影響。

43’00’’ 日本時代，總督府經常對打鐵村的祭祀公業與跨親屬嘗會施壓，導致原本跨親屬聯繫較強的打鐵村組織迅速崩解，二戰後也難以完全回復。相對而言，中社村的宗族組織因為較少涉及跨村落的武裝結盟，受到的政治打壓較小，得以保留其組織完整性。

48’00’’ 排除單純的「族群起源」（即客家人天生如此，閩南人天生如彼的本質論），重視族群特質的社會條件。

49’00’’ 學術對話與理論迴響，臺灣人類學漢人研究成果與此有相當多的對話。

51’00’’ 打鐵村值得重訪，影響胡台麗的影像人類學。

54’00’’ 打破了人類學界過往將傳統漢人社會等同於「僵化父系宗族」的單一想像。強調漢人內部或客家內部的不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