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思嘉筆下的香港崇謙堂客家基督徒｜

【簡介】

本集介紹人類學郭思嘉（ Nicole Constable ）探討香港崇謙堂的客家群體，剖析其如何藉由基督教信仰，在廣府人佔優勢的社會結構中重新劃定族群邊界。該群體巧妙地將外在壓力轉化為實體與象徵空間的建構。例如，透過政治協商取得專屬墓園，並將傳統清明祭掃轉譯為復活節的「紀念」儀式，藉此在堅守新教教義的前提下，延續宗族世系記憶與儒家孝道。 即使在二十世紀末面臨海外移民潮，其客家、華人與基督徒的三重認同並未消解，反而透過跨國信仰網絡持續運作。

【 節目日誌】

 1’00” Constable 對客家基督徒的關注，萌芽於 1979 年至 1980 年間她在香港中文大學研讀人類學時期。當時她注意到香港新界那些頂著烈日、戴著黑邊遮陽帽從事重度勞動的客家女性。1984 年她再度赴港進行田野調查，卻發現市場女販極力抗拒在人前承認客家身分，甚至會說出「祖先是，但我不是」這樣直接否認的話語。

 4’20” 與抗拒身分的市場女販不同，她後來結識的崇謙堂村長者，不僅對客家歷史名人如數家珍，更為崇謙堂的歷史與客家教會感到自豪。這種強烈的族群意識落差，讓 Constable 決定將目光轉向這個社區，深入探究為何客家基督徒更樂於展露族群認同，以及基督教信仰如何重塑他們的社會組織與信仰邊界。

 7’30” 崇謙堂村位於香港新界東北部的龍躍頭，這裡有高達九成的村民同時擁有客家人與基督徒的雙重身分。在歷史上，這片土地原本是由廣府「本地人」鄧氏宗族所支配超過五百年的祖居地。

 8’40” 1905 年港英政府推行土地權屬登記，將土地所有權判給了實際耕作的客家佃農，藉此取消了本地鄧氏宗族徵稅的特權。隨後，鄧氏陸續將土地抵押給由客家領袖凌啟蓮與彭樂三成立的抵押公司，最後因無力還款只能被迫出售土地。

 10’10” 當時在廣東寶安等巴色會的傳教區域，改宗基督教的客家人經常遭受嚴重的社會排擠與迫害。凌啟蓮在買下土地後，便招募寶安布吉等地的客家信徒來此擔任佃農開墾荒山，順勢奠定了這座客家基督教村落的基礎。

 13’00” 巴色差會自 1847 年抵達香港後，便將傳教重心放在客家群體上。歷經太平天國運動失敗與客廣械鬥後，面臨清朝屠殺威脅的客家難民與太平軍殘部，紛紛向西方差會尋求政治庇護與救濟。至 1948 年，信徒已達近兩萬人且絕大多數為客家人，巴色會也因此被廣泛稱為「客家教會」。

17’00” 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巴色差會的何瑞德牧師為崇謙堂描繪了一幅理想村落的藍圖。他認為一個完善的村莊應具備公共道路、作為宗教活動核心的教堂、教育後代的學校、救治病患的醫院，以及一座墓園。

19’30” 二十年代晚期，崇謙堂村因為道路通行權，與對岸由廣府商人開發的「安樂村」發生激烈衝突。這場爭端最終仰賴彭樂三運用他身為新界鄉議局主席的政治影響力，促使港英政府出資買回部分安樂村土地作為公共通道才獲得解決。

 23’40” 在新界傳統的土地規範中，只有1898年以前就定居的本地宗族（如鄧氏）才有資格將死者安葬於公共山丘。這項規定讓較晚遷入的客家移民，在處理死者關懷時處於邊緣的劣勢。

24’30” 為了突破困境，彭樂三成功向港英政府爭取將「松山」劃為崇謙堂的專屬墓園，讓這些移民在實質空間上得以永久扎根。此舉也讓村民免於將先人葬在距離遙遠、成本高昂且帶有「貧民窟」負面社會形象的政府公共墓地。

25’30” 村民巧妙地調和了中國傳統孝道與嚴格的新教教義。他們在歲時節令上，選擇在復活節禮拜後集體前往墓園獻花與清掃雜草，並強調這是「紀念」而非傳統的「拜祭」，藉此讓清明掃墓的文化實踐與基督教正統信仰得以相容。

28’00” 這樣的空間安排與儀式實踐，在世俗倫理上延續了傳統宗族祠堂的世系延續功能，成功幫助他們重構了作為漢人主體的記憶與認同。

29’00” 身為崇謙堂重要長老的學者羅香林，每個週日通勤參加禮拜，並透過長達二十多年的田野與墓園考證，將村民的「家族譜系」轉化為證明客家源流與漢人正統地位的核心實證資料。

31’00” 羅香林的長女指出，這種對歷史與譜系的追尋，是讓身為基督徒的他們仍能保有華人身分的方式。羅香林將追溯譜系視為一種世俗化的歷史實踐，使其與宗教儀式脫鉤。這使得信徒在堅守一神信仰的前提下，依然能履行儒家孝道，並將自身的認同深植於漢人正統歷史中。

34’00” 面對主流社會對客家亞族群的污名化標籤，崇謙堂的信徒展現了積極的道德重塑能力。他們不否認先祖的貧困歷史，反而運用新教教義，將這些負面的貧困標籤轉化為高尚的道德資本。

35’00” 他們宣稱艱困的環境培養出了節儉、樸實、誠實與互助等族群美德，並將經濟狀況的改善視為上帝的恩典。這種族群修辭恰好呼應了韋伯（Max Weber）所述的「新教工作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將勤勉與克己視為信仰虔誠的體現。

41’00” 在性別論述上，客家女性歷史上從不纏足的事實，在當代族群修辭中被賦予了強烈的進步道德意涵，成為客家文化早期便實踐男女平等價值的依據。不過 Constable 也指出，這種平等的理想與社區內的現實狀況仍有落差。

42’00” 崇謙堂內部也存在著認同光譜的分歧，Constable 將居民區分為「堅貞派」與「質疑派」。這種內部分歧讓教會在維繫傳統「客家教會」的邊界與向外擴張招募新信徒之間，面臨著長期的結構性緊張。

44’00” 客家、中國人與基督徒這三重認同的調和並非平滑融合。在教會與村落的生活脈絡中，這三股認同力量始終存在著張力，需要不斷地被重申與重新協商。

46’50” 這種認同的動態角力具體表現在 1987 年舉辦的巴色差會抵港一百四十週年慶典上。當時主辦方選用粵語和英語作為主要宣講語言，而來自台灣的世界客家福音協會會長則使用客家話致詞，展現了不同認同的實踐方式。

54’00” 面對二十世紀末期因 1997 年主權移交前景而加速的海外移民潮，以及客家語流失的雙重挑戰，崇謙堂的村民雖然在物理空間上分散至溫哥華、多倫多等地，但集體認同並未步入消亡。他們選擇在海外加入當地的客家新教教會，維持緊密的親屬與信仰聯繫，並在節慶時返鄉探訪。這群客家基督徒藉由全球化的網絡，將一個新界的地方教會延伸為跨越國界的全球性客家基督教共同體，在不斷的遷徙中持續動態協商其獨特的族群邊界。